2025-05-22 13:58 点击次数：156
贺龙与彭德怀个性鲜明，迥然不同，然而在波澜壮阔的人生旅途中，他们却意外地交织出一些共同点与纠葛——他们均享有崇高的声誉，至今仍深远影响着世人，均为出身于旧军人的资深革命者，同根同源的湖南人，且都是充满传奇色彩的英勇人物。
自1949年起，两位的生涯均经历了波折与巨变，不幸均在“文革”期间离世，未能留下真名。贺龙以王玉为代号，彭德怀则以王川之名，英雄虽已长眠，其事仍令人感慨万千。
彭德怀受命于危难之际，领衔赴朝，铠甲凝霜，战后归来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，似乎意气风发，但1959年庐山会议受到重创，被打成“彭黄张周”反党集团。
尽管他后来得以重返岗位，担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，然而随着“文革”的狂潮席卷而来，他再次遭受批斗的折磨。不幸的是，他在1974年11月29日的深夜，于囚室中离世，享年76岁。
贺龙，一位军人出身的将领，实则自抗战末期起，便逐渐退居幕后，专注于后勤指挥，颇有曹参负责军粮调配的风范。在国共两党决战之际，战火再度燃起，作为四大野战军之一的“一野”，其骨干力量多由红二方面军组成。然而，贺龙在此期间主要负责后勤保障，并未身临前线，指挥作战。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他才率领十八兵团与二野并肩作战，共同进军四川。
自1953年起，贺龙在担任副总理的同时，亦兼任国家体委主任一职，这一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，让人不禁产生其地位边缘化的印象。
1959年庐山会议，彭德怀垮台，林彪出任国防部长，主持军委工作。贺龙则协助林彪，有常务之名义，似乎重趋活跃，但林与贺的合作，也是问题多多，最终导致贺龙靠边，在“文革”中期的1969年6月9日屈辱而死，享年73岁。
南昌八一建军：大革命时期贺龙、彭德怀地位之演变
八一建军节，标志着南昌起义的英勇炮响。起义队伍中，贺龙的部队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脱颖而出，因此贺龙被任命为起义的总指挥，朱德、刘伯承等将领紧随其后，而叶剑英、陈毅、林彪、聂荣臻等众多杰出人才亦在其中。
此刻，贺龙与彭德怀的军衔相去甚远，彭德怀在1928年初才晋升为团长，而贺龙则早在1927年6月便荣任20军军长。迄今为止，并无确切资料能够证实此期间贺龙与彭德怀之间有过何种交往。
自南昌起义之后，贺龙重返湘西，他所率领的部队最终演变为红二方面军；彭德怀则是在平江起义后，攀登井冈山，从而创建了红三军团。在此过程中，彭德怀在党内及军内的地位亦逐渐攀升。
长征胜利结束后，红军抵达延安，进行整编，彭德怀的地位自然而然地超越了贺龙。据传，彭德怀曾直言不讳地表示，我党军队的真正形成并非始于八一南昌起义，而是起源于秋收起义。
彭德怀此言，虽与历史实情相符，然此类言论却易于激发其他将领诸多遐想。
1933年，八一被正式确立为建军节。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每逢八一佳节，除非遇到特殊情形，贺龙都会高度重视，并亲自发表讲话，回顾那段光辉的历史。
1958年，彭德怀曾多次显现出对时局的深切忧虑。同年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，贺龙在《解放军报》上发表了《南昌起义与我军建设》一文，其中强调：“我党独立自主地创建并指挥军队作战的历史，始于南昌起义”，“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非凡的重要地位。”
1958年6月7日，彭德怀在一场会议上，以自我批评的姿态坦诚表示：“我并非资历深厚，既非南昌起义的参与者，亦非秋收起义的成员。若论党龄和军龄，我都不及他人。我曾在军阀队伍中效力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然而，关于贺龙与彭德怀是否就此问题产生过争执，目前尚未发现确凿的史料，因此我们无法随意进行推测。
在大革命的风云激荡之际，段德昌身为彭德怀的入党引路人，赢得了彭德怀的深深敬意。即便身处逆境，彭德怀在《彭德怀自述》中提及段德昌时，仍难掩激动之情，对这位战友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。遗憾的是，段德昌于1933年在湖北巴州英勇就义，当时年仅29岁。
在湘鄂西地区，肃反运动的扩大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，其中夏曦因1936年在贵州毕节的溺水事件而备受指责。贺龙在肃反扩大化的过程中，虽然成功挽救了众多人的生命，但亦承担了相应的责任。
1961年4月20日，有人就贺龙在湘鄂西苏区肃反中的责任向其提问，询问若贺龙总司令当年在与夏曦的斗争中更为激烈和坚定，段德昌等领导人是否能够免于被处决？
贺龙回答说：
“在那个时期，我尚且是一名初入党的成员，对党的纪律和组织的决定唯有恪守与服从。在‘肃反’运动的中后期，我与夏曦确实多次发生了激烈的争执，但最终我总是坚信，依据党的纪律，我必须遵从他的意见。”
最初，中央发出指令，要求湘鄂西地区开展“肃反”行动，并对湘鄂西中央分局、省委在“肃反”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评。“在那个时期，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势力，我们显得力量薄弱，斗争异常残酷。中央指出有反革命分子潜入苏区和红军内部，我们对此深信不疑。”
随后，夏曦接连不断地对一批又一批的人实施处决，这些人中不乏大革命时期便追随我的同志，他们又怎能被定性为‘改组派’呢？正是在这时，我开始产生怀疑，与夏曦产生了分歧，并展开了抗争。
夏曦表示，即便有人称我为军阀，我也不会因此而成为军阀。难道他这么一说，我就会真的变成军阀了吗？
唯恐未能深刻理解党的方针政策，导致误解与偏差。加之，根据中共中央的明确规定，政治委员握有最终决策的大权。
在某个时刻，夏曦与贺龙、段德昌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谈，她以诚挚的口吻劝勉他们，应以谦逊的楠木为榜样，切勿成为刚愎自用的檀木。
“至少为我留下一位军事上的臂膀，段德昌之军事才智，无人能出其右，继贺锦斋之后，非他莫属。”
此刻，关向应激动地敲击桌面，对贺龙严肃地质问道：“贺龙同志，您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，夏曦书记是中央的使者，您是否还坚守共产党员的信仰？最终，贺龙同志同意了处决段的提议。”
《贺龙传》记载，在“肃反”运动中，贺龙作为中央分局的委员以及军委的领导成员，自然难以完全置身事外，其肩负的责任不可忽视。这无疑是一种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在此阶段，贺龙在早期旧军队中的地位显著高于彭德怀。然而，进入红军时期后，彭德怀逐渐超越贺龙，其地位反超。贺龙与彭德怀分别活跃于中央苏区和湘鄂西，两人交集甚少，也未曾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任何显著的分歧意见。
贺、彭二位堪称沙场上的杰出猛将，然而他们的志向与兴趣却大相径庭，差异显著。
贺龙，一位出身绿林的英雄，性格粗犷豪迈，谈吐直率，不拘小节，胸怀侠义，对旧友情深意重，身上自然带着一股江湖豪杰的气概。王震评价他“健谈”，续范亭则赞誉他“天真”，甚至有“千秋大业赖天真”的豪言。
彭德怀虽出身于旧军官行列，然而他生于民间，深受清教徒精神的影响，自律严谨，性格质朴而刚毅。他不仅关注军事，亦对经济、文化领域倾注心血，深思熟虑，展现出一位杰出将领的风范。
贺龙与彭德怀的首次相聚，恰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际。
有人指出，贺、彭二人之间的首次冲突或误解，可能源于1937年上半年所谓的“反军阀主义”运动。（即流传中的“三王反贺”事件，最终导致卢冬生因愤懑离去，未能就任358旅旅长之职）然而，关于此事的诸多细节仍旧显得模糊不清。
实际上，彭德怀身为前敌总指挥，肩负着整饬部队的重任。即便与贺龙等将领间偶有意见不合，亦是军队内部常见的现象。总体而言，彭德怀与贺龙等人之间的相处颇为和谐，并未重现当年苏区肃反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。
解放战争：彭德怀领导一野，贺龙负责后勤。
众所周知，彭德怀在平江起义之后奔赴井冈山，担任红三军团的核心领导，与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并肩作战，成为红军的中坚力量。
贺龙，身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，起初实力雄厚。然而，起义失败后，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。回到湘西后，他毅然重整旗鼓，终成二军团的中流砥柱。继而又成为二、六军团的核心力量，即所谓二方面军。
1937年9月11日，八路军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，彭德怀同志被任命为副总司令，而贺龙同志则担任了120师的师长一职。
1945年，七大会议召开之际，彭德怀荣升为政治局委员，而贺龙则担任中央委员。转至1947年3月，面对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受重大挫折，其战略方针随之调整，转而将主力部队集中于山东和陕北，实施针对性的重点进攻。
随着陕北战事迫在眉睫，胡宗南部队气势汹汹，陕甘宁野战军作为核心军事力量，究竟由何人担任其指挥重任？
“在贺龙同志未返延安期间，陕北的部队连同后勤人员总计不过两万余人，是否可以暂时由我负责指挥？”
此类观点在众多书籍与文章中屡见不鲜。实则，依据情理推断，中央在深思熟虑后，认定彭德怀正是前线指挥千军万马的理想人选。当然，作出最终决定的还是毛泽东。
1947年3月16日，中央军委作出决定，正式组建西北野战兵团，并任命彭德怀将军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自此，陕北地区的部队悉数纳入彭大将军的统率之下。
多年之后，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分，那些寥寥数人，竟能够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果和壮阔的格局，实属不易！
1947年7月18日，贺龙身患疾病仍坚持与会，成为首批抵达小河会议的与会者。毛泽东与贺龙深入交流了当前的局势及即将讨论的会议议题，并指示贺龙负责管理陕北与晋绥地区，“构建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，以便彭德怀将军能够专心指挥作战。”贺龙对这一安排表示了全力的支持。
1947年7月21日至23日，小河会议如期召开。在此会议上，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策，即“由贺龙同志统一领导陕甘宁、晋绥两地区的各项事务”，“着重解决统一后方、精简节约以及地方工作等三大问题”，“旨在集中所有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全力支持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”。
1947年7月31日，中央军委作出决定，正式将西北野战兵团更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，简称“西北野战军”。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、中共前委书记。同时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宣告成立，贺龙担任司令员，习仲勋出任政治委员。
1949年二月，西北野战军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。由此，中央对前线作战的指挥权明确赋予了彭德怀，而贺龙则负责主持陕北战场的后方事务。
自此，贺龙便担任了彭大将军的“后勤保障官”。至于中央此举，贺龙心中所想不得而知。然而，他最终还是遵从了组织的安排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后勤保障工作中。
1947年5月9日，彭德怀将军向贺龙将军发去电报，提及蟠龙镇战役的后续情况。指出山炮与迫击炮的弹药供应紧张，每门火炮的弹药量不足十发。为此，彭德怀将军恳请贺龙将军支援，希望能够提供山炮弹200发，以及八二迫击炮弹600至1000发。
贺龙于次日迅速回电彭德怀，指示：即刻派遣山炮弹200枚，八二迫击炮弹1000枚，运往吴堡，并请绥德分区负责将这些弹药转运至野战军。
5月12日，彭德怀通过中央军委传达给贺龙的问候：对炮弹已送达吴堡一事，我深感欣慰与感激。
9月8日，贺龙向彭德怀发出电报，并上报中央军委：目前，西北野战军的冬季棉衣制作已全部完成，预计运输所需骡子1000匹。恳请从战场前沿组织一支专门的运输部队以及掩护部队，负责此次运输任务。
10月12日，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了彭德怀的紧急电报，该电报是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，决定对每名野战军士兵进行1斤猪肉的犒赏。
在战乱年代，贺龙要为数万士兵筹备一斤猪肉，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观察两位将军间坦诚的函电交流，直截了当，无不体现着对大局的重视，彰显出他们作为将领的气度与风采。
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贺龙肩负重任，率领十八兵团与刘邓并肩，投身四川战场。终于，在解放战争的尾声阶段，他得以把握一线领兵的宝贵机遇。
客观而言，贺龙在彭德怀指挥一野作战期间，虽负责后勤保障，却始终全力以赴。至于贺炳炎、廖汉生等将领与彭德怀意见相左之际，贺龙在中间斡旋协调，维护整体利益，其心意诚挚，毫无保留。
在这一段时期，贺龙与彭德怀的交往可称之为相当和谐。
庐山会后：贺龙掌管军委日常。
1959年的庐山会议，彭德怀率团访问八国刚回来不久，本来要请假，让黄克诚代会，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让他参会，彭德怀才决意上山。
6月29日，彭德怀、贺龙、康生、张闻天、习仲勋等同志集体乘车前往武汉，随后改乘轮船，于7月1日清晨6点抵达九江。
彭德怀在旅途中与张闻天、贺龙等人频繁交谈。目睹着飘扬的红旗和涌动的人潮，炼钢的热情仿佛超过了炎炎夏日。彭德怀感慨道：“多么伟大的人民啊，若任务无法完成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”贺龙则回应道：“那恐怕只能采取粗制滥造、虚报产量的手段了。”
彭德怀随口而出：“若非我人民之英勇，匈牙利事件之悲剧或将重演。”张闻天听闻此言，立刻对彭德怀进行了制止。
在7月3日至10日的短短8天里，彭德怀同志在小组会上连续发表7次讲话或参与讨论，就若干情况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，其中部分措辞较为严厉。
尤其是在涉及抵制“左”倾错误和抵制个人崇拜的议题上，彭德怀明确提出了八项具有全局性且言辞犀利的观点：
1. 人民群众公社的建立略显过早，正值高级合作社的诸多优势尚待充分展现之际，便迅速转向了公社化道路。遗憾的是，这一转变并未经过充分的试验。倘若当初能先行试验一至半年，或许情形将大为不同。
自北戴河会议以来，出现了某种偏向：“全民参与钢铁生产”这一口号，其正确性究竟如何？
3. “全民参与工业发展”，已启动1.3万余个项目，目前面临哪些挑战或应对策略？
4. 各协作区和省份均需构建独立的工业体系，此非短短数个五年计划所能轻易实现。
5. 在我们党内，“左”的错误往往难以纠正，而“右”的错误则相对容易调整。“一旦‘左’倾思想抬头，便会全面压倒一切，导致许多同志不敢发声。”
6. 成绩的辉煌不容置疑，然而，其缺点却并非一蹴而就，它的影响深远，远远超出了短短三个月（9月至11月）的范畴。
7. 换取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，它属于每一个人，每一人都有其一份，毛泽东同志亦然。我亦分担其中之一，至少在那时，我没有表达任何反对意见。
8. 当今之世，决策已不再依赖党委的集体领导，而是转为个体决策。第一书记的意志被视为决定性因素……若不树立集体的权威，仅仅依赖个人威望，实乃异常之举，亦潜藏着极大的风险。
平心而论，彭德怀此番言辞及插话，锋芒尽显，语锋犀利，自是难以逃过毛泽东的耳目。
7月10日，毛泽东下达了召开讨论会议纪要的指示。紧随其后，办公厅于7月11日发布了会议通知，标志着会议于15日圆满落下帷幕。
彭德怀原本计划在会议结束后前往南京进行视察，然而，鉴于会议未能解决实质性问题，他决定致信毛泽东。该信于7月14日发出。翌日，即7月15日，中央办公厅发布通知，宣布会议将延期举行。
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》已向与会代表发放，同时，林彪、陈毅、黄克诚、安子文等亦接到通知，要求他们一同上山参加会议。
7月16日，各小组正式展开对彭德怀“意见书”的研讨。然而，至7月18日，彭德怀却声明，此信实为致毛泽东的私人函件，并非所提及的意见书，并强烈要求撤销，然而，这一请求并未得到任何关注。
7月23日，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讲话，言辞犀利，时而嬉笑，时而怒斥，巧妙运用辞藻，对彭德怀进行了定性。
客观而言，在几位老帅之间，朱德对彭德怀抱有同情之情。相较之下，聂荣臻和叶剑英并不仅关注信件内容，而是从彭德怀的态度出发，言辞间流露出的诚挚之情，使得彭德怀不禁反思，自己究竟是张飞之勇猛，还是魏延之狡诈，需通过低头检讨以证其诚。
毛泽东所言的“文武双全，相得益彰”堪称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林彪虽言语不多，却句句如刀，直击要害，然而他对于在会理会议上致信彭德怀一事的澄清，却让彭德怀心怀感激。刘伯承、陈毅二人未见有过于激昂的言辞，而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贺龙的表现。
7月21日，在小组会议中，贺龙就当前形势发表了个人见解：
“当前面临的关键挑战是缺乏动力，而非情绪过激或夸大其词。我们的不足之处微不足道，不足以指手画脚。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，拥有众多人口，工作中出现些许瑕疵或失误实属正常。这些问题很快就能得到纠正。”
“去年我们所显现的某些‘左’倾倾向，实则源于在克服右倾保守错误、贯彻总路线并取得辉煌胜利的过程中，工作方法上的一些不足。既然如此，便无需过分强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或认为存在难以克服的错误。”
贺龙对彭德怀的信的评价是，“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，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，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”，“彭总信上说，今年不可以继续大跃进，这个看法我也不同意”。
贺龙的讲话中，虽主要针对信中某些细节表达了自己的见解。然而，其中一句言论，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小的触动，他提及：“我想起彭总曾在火车上言道：‘若无我国工人与农民的坚定支持，或许便需请红军出动。’”
此言分量沉甸甸，亦唤起了毛泽东的深切警觉。于是，在23日的讲话中，他明确表示：“若解放军不随我前行，我便将寻觅红军之踪。”
“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”，这才让众人心头的一块大石落地，得以稍感宽慰。
自庐山会议落幕之际，1959年9月17日，林彪正式履新国防部长一职。紧随其后，于9月26日，中央军委发布了一则通知：依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，毛泽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，林彪、贺龙、聂荣臻则担任副主席，而贺龙则负责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。进入11月，贺龙又被任命为国防工委的主任。
1962年9月24日至27日，在八届十中全会上，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，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，贺龙任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。但应该说明，此专案审查历时两年，没有强加给彭德怀所谓“里通外国”的“罪名”。
在1965年，据传贺龙遵从领导层的意愿，决定废除军衔制度。同年7月7日，依照贺龙和康生的指令，中央党校指派人员与彭德怀进行交谈。11月28日，彭德怀得以再次复出，离开北京，前往成都担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一职。
京城落幕：贺、彭离世
贺龙性格豁达，言谈风趣，勇于直言不讳，对于张国焘与王明等人，他总能直言不讳。他对毛泽东的支持更是毫无保留。然而，贺龙的坦率有时也带来不便，若被误传，便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。例如，他曾经戏言：“论党性，不如茅台酒来得实在”，这类话语一旦被曲解，便容易成为他人攻击的靶子。
1950年代初期，贺龙将军担任西南军区司令一职。当中央决定撤销西南军区之际，他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，直言这是“杯酒释兵权”的举动。随着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“毛选”的热潮，他却私下对女儿表示，更应潜心研读刘主席的著作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贺龙亦投身于军队及体委的造反风潮。在海军领域，他站在苏振华一边，力挺其批斗李作鹏；而在空军，他则支持成钧对吴法宪进行批判。
1966年7月11日，贺龙出席中央军委常委会议，会议议题涉及空军事务。在会上，贺龙对吴法宪的表现提出批评，指出其“喜讯频传而隐忧不报”。当夜讨论至林彪问题时，贺龙坚定表示：“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会与林彪的斗争进行到底”，“我无法接受他的这套做法，为何不能反对他？他怎能独揽党的意志？”
1966年9月5日上午，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，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。
贺龙审视一番后询问：“我是否应该与吴法宪等人进行一番交流？”
毛泽东言：“有何可议？”继而安慰道：“无需担忧，我愿做你的护法。”他对您有着深刻认识，并重申了对您的信任：“您始终秉持着忠诚于党、忠诚于人民的信念，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勇敢坚决，同时善于与群众保持紧密联系。”
第三日，林彪于一场“简短见面会”上，敦促众人对于贺龙涉嫌策划的所谓“篡权阴谋”保持高度警觉。
9月9日晚间，毛泽东吩咐秘书徐业夫拨通贺龙的电话，言道：“经过与林彪及几位资深同志的沟通协调，此事已妥善解决。你便可亲自上门，向同仁们征询意见。”
贺龙曾言：“有何本领能公之于众？暗中窃窃私语岂能算作真本事！”
9月10日晨，贺龙莅临林彪的居所，旨在征询其意见。在表达完来意后，林彪回应道：“贺老总，我对您并无任何异议。”
贺龙：“林总，总有吧。”
林彪顿了顿，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接着说道：“若说有所涉及，那也只是微乎其微。关键在于，你的问题或许重大或许轻微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今后需特别注意一个原则：支持何人，反对何人。”
贺龙直言：“林总，我投身革命多年，对于支持与反对的对象，您应当心中有数。凡是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，我都会坚决反对；而那些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，我则会全力以赴支持！”
1967年1月19日，周恩来同志与李富春同志一道，与贺龙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交谈。周恩来同志提到：“原本，此次会面原定江青同志一同参加，然而她却因临时有要事，未能如期出席。”
周恩来向贺龙透露，林彪曾私下散播关于你历史问题的言论，指责你在总参、海军、空军、装甲兵、通信兵等领域广泛插手，未积极宣扬毛泽东思想，并对毛主席百年之后的国家局势表示担忧。此外，在洪湖肃反扩大化事件中，你、夏曦、关向应均需承担相应责任。此事值得你深思。
贺龙几度忍耐至极，终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，起身欲言，而周恩来却紧接着开口说道：
“我未曾料想，竟被您视为如此之人。”
1967年1月20日，贺龙被置于北京西山地区的“软禁”之中。到了1968年10月13日，在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公开表示，他不再对贺龙的安全负责。
1969年四月的一个清晨，贺龙以手指轻触毛泽东与林彪的肖像，言辞间流露出一丝感慨。
“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（指林彪）的问题，而是这个（毛泽东）的问题了。只要毛主席说一句‘贺龙没有问题’，事情就完结了。我相信，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。”
1969年6月9日，我国军事将领贺龙不幸离世。四年后的1973年2月底，毛泽东同志于中南海游泳池旁，与张春桥同志谈及此事。
“我对贺龙并无疑虑，那些试图策反他的人，竟然将他残忍杀害。”“我承认自己有所不足，那就是过于轻信了一方的言辞。”
在那年的12月21日，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再度指出：
“我察觉到贺龙可能误解了情况，这责任应由我来承担。”“我曾向他解释，你的情况特殊。你是整个方面军的标杆，必须确保你的安全。连总理也在保护他。”“若要平反，否则没有贺龙在，局面将难以维持。”“这一切都是林彪一手造成的，我仅凭林彪的一面之词就做出了判断，因此犯了错误。”
1974年9月4日，毛泽东在交谈中提及：“贺龙的平反工作进展得如何？无需再查阅材料。”随后，中央在9月29日发布了第25号文件，正式宣布为贺龙恢复名誉。
相较贺龙，彭德怀的境遇则显得尤为不幸。他自四川被押解至北京，遭受了无尽的屈辱。1967年1月1日，彭德怀致信毛泽东，期盼能得到回应。然而，当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了彭德怀的信件后，便再无音讯。
1974年11月29日，彭德怀与世长辞。传闻，在他生命垂危之际，庐山上那位曾在他病榻前劝他承认错误的叶剑英，派遣使者询问他是否还有未了之言。彭德怀坚定地回应道：“我深知自身犯有诸多错误，但我在阴谋诡计方面绝无涉猎，对此我自认清白”，“历经八年的审查，结论仍未水落石出。”
1967年5月2日，彭德怀曾向守卫询问：“今年五一劳动节，贺龙同志为何未露面？”彭德怀或许也察觉到了贺龙境况的严峻。
“（19）57年，有人曾呼吁实行大民主、大鸣、大放、大辩论。如今，出现了一种分化的苗头。在去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，我曾提到，潜在的风险包括：一是爆发世界大战，二是党内可能出现的分裂。当时这些风险尚不明显，但现在已有所显现。至于李逵、武松、鲁智深这些人物，虽然我曾向共产党介绍他们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，那就是喜欢武力，不懂得策略，也不擅长政治思想工作。”
彭德怀自称似张飞，却有人将其比作有反骨的魏延。这无疑是形象化的比喻。然而，在此时毛泽东再次提及水浒传中的梁山人物，究竟是出于一时兴致，还是有所指？
据张爱萍之子在《从战争中走来》一书中透露，彭雪枫曾就中共人物与张爱萍进行探讨，将林彪比喻为小李广花荣，将彭德怀比作豹子头林冲，这样的形容似乎更为恰当。
若彭德怀可比作“林冲”，那么贺龙便非“花和尚鲁智深”莫属。即便彭德怀在赋闲之余，仍旧念念不忘，意图将一支猎枪赠予贺龙——他亲切地称其为“贺胡子”。
1978年12月24日，中央政府为彭德怀与陶铸两位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，由邓小平同志亲致悼词。鉴于贺龙同志已于1975年举行过骨灰安放仪式，邓小平同志在相关报告中批示，决定不再举办追悼会，但可进行适当的正面宣传。
彭德怀、贺龙，自是还有林彪，这批一代军事英才，现已化作历史风云中的传奇人物。杨尚昆生前曾言，十大元帅各怀传奇，其中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，或许便是彭德怀与林彪二人。
杨尚昆与彭德怀共事多年，两人情谊深厚。杨尚昆曾以《彭大将军》为题，亲自撰文，表达了对彭德怀人格的敬仰和钦佩，其情感深度与张爱萍不相上下。贺龙与彭德怀同根同源，皆出三湘之地。他们传奇般的一生中，历经百战，共同度过了无数患难时刻，共创辉煌。然而，两人在某些方面也难免产生误会，彼此意见时有分歧。
贺龙比彭德怀早五年在苦闷中离世，若两位老战友在地府重逢，恐怕会是泪眼相对、默默无言的情景吧！